李悝，魏国人，在文侯时为相，曾在子夏门人曾申门下求学。
在《史记》中，关于李悝的记载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记载‘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除此之外再无关于李悝的记载。
史书记载人物事迹，没有突出的功绩和传奇的事迹，纵然是一方诸侯，将相之位，也不会提及其名。如《魏世家》中，有赵人请献地而杀范痤。范痤，魏之免相也，昔日有合纵之功，但在《史记》中却只是作为安釐王与信陵君的陪衬出现。
但当我们谈论到李悝，我们总是将他归为法家的重要人物，战国变法由他而始，魏国的兴盛离不开他的功劳。他的名字与商鞅、吴起、申不害、韩非等人并列，虽然开创的功绩无法与商鞅相比，名气比不上韩非，却是不弱于他人。
没有为他单独列传，也没有与其他人并称作传，甚至没有一个列传里专门提过他。如果说是因为前代史料缺失，倒也无话可说，但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中都有关于李悝的记载。
太史公虽不记李悝，《魏世家》中却有李克之名，一种观点认为李克就是李悝，而《汉书》将李悝、李克为两人。
李悝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其主持魏国变法，著《法经》。
魏文侯时，文侯为兴盛魏国，选贤举能，任用李悝，旨在突破贵族世袭的弊端，让更多的贤能之士为魏国所用。李悝的变法大大削弱了魏国世卿世禄制，让魏国的朝堂充满了朝气与活力，为魏国的霸业奠定了基础。
为巩固变法成果，李悝收集各国法典，著成《法经》，交予魏文侯，使得变法有了律法的支持和保护。
《法经》共分六篇，分别是《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如今皆已亡佚，只能在历代文人著作中看到它的只言片语。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记载，‘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李悝之时，已经能够认识到田地的收成、粮食的价格所能给国家造成的影响。
治田勤谨就能增加粮食的产量，朝堂根据每年粮食的收成来平衡粮价，既不会使农夫贫困，又不让民众因粮贵而离散。
《汉书·食货志》最后总结说，‘故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徠。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乂。（所以管仲所说的理论，李悝的平籴之法，弘羊的均输之策，寿昌的常平之设，也都是有缘故的。古代做这些事情都是有节度的，官吏良善而法令得以实行，所以命中都依赖他们得到好处，天下都太平了。）’
粮食乃是生民之根本，根本之处得到妥善治理，民众便安定了，天下就太平了，秩序得以稳固，国家便能有所作为。
如何使民众安定？有数、吏良、令行。
倘若能做到这三样，天下间的任何使，没有做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