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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78年,周厉王继承了周朝的王位,开启了他的统治时期。然而,他的统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和安宁,反而使得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加剧。

周厉王在位期间,贵族阶层沉湎于奢侈享乐,忽视了百姓的疾苦,这种脱离民众的行为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社会不满。

到了公元前844年,周厉王为了满足自己对财富的渴望,开始实行一系列极端的政策。他任用虢公长父和荣夷公为助手,推行了所谓的“专利”政策。

这一政策强行将山林川泽宣布为王室所有,禁止平民进入这些区域进行樵采、渔猎等生计活动。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民众的生计权利,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

周厉王不但没有听取忠臣芮良夫的忠告,反而提拔荣夷公为卿士,继续推行专利政策。这使得国内的怨气愈发浓厚,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

为了镇压这些不满的声音,厉王甚至从卫国找来巫师,利用巫术来监视和打击那些发表不满言论的人。他宣布,任何私下议论朝政的人将被处以极刑。

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下,卫巫利用神灵的名义,肆意陷害无辜,导致许多百姓冤死。

人们因此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表任何言论,甚至在路上相遇也只能通过眼神交流。周厉王错误地认为他通过这种方式消除了民众的不满和批评。

召穆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警告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思是说,阻止人民发表意见的危害性比堵塞河流还要严重,一旦情绪爆发,将无法控制。

召穆公主张应该开放言路,让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但是,周厉王对这些忠告置若罔闻,继续一意孤行。

终于,在公元前841年,民众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一场大规模的暴动爆发了。这场由国人发起的暴动,被称为“国人暴动”,直接导致了周厉王被迫出逃到彘(今山西霍州)。

在这场动乱中,太子静被隐藏在召穆公家中,当国人得知消息后,他们包围了召穆公的家。为了保护太子,召穆公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替太子受死,使得太子得以逃脱。

周厉王的逃亡,标志着“彘之乱”的发生,这一事件在周朝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反映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揭示了专制统治下的暴政对社会稳定的巨大破坏力。

这一历史教训至今仍有深远的启示意义,提醒着后人必须注重民生,倾听民意,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周厉王逃亡到彘之后,周朝的政治局势陷入了空前的动荡。这一时期,周朝东边的诸侯卫武公得知消息后,迅速带领兵马赶到了镐京,意图稳定局势。

卫武公作为周朝的忠诚支持者,他的及时到来对于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公虎站了出来,代表周厉王的旧臣,请求卫武公暂时代行执政。召公虎是周朝的重要官员,他的提议体现了对周朝稳定的重视和对民众福祉的关心。

卫武公接受了这一请求,开始暂时代行国政,以维护周朝的统治秩序。

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召公虎与另一位重要的大臣——周公(周公旦的后代)共同组成了一个奴隶主贵族会议,共同辅政。

这个会议由多位有影响力的贵族组成,他们共同商议国家大事,确保在厉王缺席的情况下,朝政能够正常运转。

这一特殊的政治形态,被称为共和行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一时期的执政机构是由名叫“共伯和”的诸侯领导的。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标志着中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一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代表了周朝政治制度的一个转折点,也为中国历史纪年的准确性和连续性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在《史记》便从共和行政的第一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纪年。

这也使中国的历史从此有了确切纪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自共和时期开始,中国的中原历史有了连续不断的纪年体系。

在共和行政期间,卫武公、召公虎和周公等贵族的努力下,周朝的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他们通过各种措施,努力恢复民众的信心,缓解社会矛盾,同时也为后来的政治改革积累了经验。

这一时期的治理虽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它在周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周厉王死于彘,次年,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共和时代结束。

根据《汉书·地理志·河内郡》中孟康的注释,我们可以了解到“共伯”是指那些能够进入三公之位的人物。

三公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中的最高官职,包括太师、太傅和太保,具有极高的地位和权力。孟康的注释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共伯身份的重要线索。

进一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彝铭的记载,为我们揭示了共伯和的职业生涯。根据这些记载,共伯和最初担任的是“师”职,这是一个负责军事和行政管理的职位。

在表现出色并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声望后,共伯和被提升为“三公者”之职,进入了周朝的最高统治阶层。

《元年师兑簋》的铭文中的“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一句,许多专家认为指的就是共伯和。这表明他在担任“师”职期间,已经承担了重要的军事和行政职责。

而在后续的《师晨鼎》、《师俞簋》、《谏簋》和《微史簋》等彝铭中,出现的“司马共”则表明共伯和在升任司马之后,继续在军事和行政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共伯和升职的时间,学者们通过对彝铭的分析,推测应该在周厉王三年至五年期间。这一点从《师(詈犬)簋》铭文中的日期记载可以得到佐证。

铭文中的“惟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与周厉王的纪年无法对应,但如果以共和纪年元年壬午朔正月丁亥六日来对照,则正好是初吉之日。这一发现使得一些学者认为铭文中的“惟王元年”实际上指的是“共和元年”。

近年来,通过考古发现和对《竹书纪年》等史料的研究,史学家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逐渐清晰。

然而,按照《史记》等正史的传统说法,并没有提到“共和”这个人物,而是描述了周厉王被赶走之后,周王室的两位宰相级别的官员共同执政的情况。由于他们是共同执政,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共和”。

《史记》中的记载提到,周公和召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政,其中召公谥号为穆,名为虎,即召虎。这一描述与通过彝铭和其他史料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和立体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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