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17年，楚国楚武王在位。
楚武王熊通，作为春秋时期楚国的一位重要君主，他的统治对楚国的发展和对外扩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熊通出身于楚国的王室，是若敖的孙子和蚡冒的弟弟，属于芈姓。
他出生于楚国的丹阳，即今天湖北省宜昌市一带，这个地区在当时是楚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熊通即位后，便立下了宏伟的目标，即“欲以观中国之政”，意味着他希望楚国能够在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熊通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着力向东、北两个方向扩展楚国的领土。他的扩张策略不仅增强了楚国的实力，也使楚国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强国之一。
在熊通的统治下，楚国曾三次派遣军队攻打随国。随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位于楚国的北方。熊通的第一次攻随行动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他并未放弃。
在第二次攻随时，熊通采取了更为果断的措施，在军中自称为王，这一举动标志着他对自己权威的自信，也显示了他对楚国未来的雄心壮志。
通过这些军事行动，楚武王熊通不仅巩固了楚国的内部统治，还成功地扩大了楚国的领土和影响力。他的统治为后来楚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楚国在春秋五霸中的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
熊通的扩张政策和对外战略，对后世的楚国君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国力和影响力。
楚武王熊通的统治时期，不仅通过军事征服扩大了楚国的领土，还对内部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为后来的楚国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楚武王继位后，采取了联姻的策略，与邓国（今湖北襄樊）结盟，娶邓国公族女子邓曼为夫人。这种政治联姻有助于巩固楚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强楚国的外部影响力。
在军事上，楚武王展现出了强烈的扩张欲望。继位不足三年，他便挥师渡过汉水，远征南阳盆地，目标是周朝设在汉北的重镇。虽然这次远征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楚武王并未因此气馁。
他转而攻打江汉平原西部的权国（今湖北当阳县），这是一个国力不弱的小国，之前几代楚君都未能将其灭亡。楚武王的军事才能最终使他实现了先君的夙愿，成功灭亡了权国。
权国被灭后，楚武王没有简单地将其领土并入楚国，而是采取了一项创新性的措施——设立权县。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行政单位，标志着楚国开始从传统的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
楚武王任命其叔斗缗为权尹，即权县的长官，斗缗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政权长官。
然而，斗缗后来占据权县叛变楚国。楚武王果断派兵包围权县，平定了叛乱，杀死了斗缗。
为了巩固对新领土的控制，楚武王将权县的百姓迁移到新的地方（今湖北沙洋县），并改派阎敖治理该地。
这一系列行动不仅加强了楚国对新领土的控制，也展示了楚武王在行政管理上的创新和果断。
楚武王的这些举措，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政治和行政体制上进行了重要的改革。
他通过设置县级行政单位，建立了更加集中和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为楚国的长期发展和强盛奠定了基础。
这些改革对后世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县级行政区划的先河。
公元前710年，蔡国和郑国的领导人在邓地举行了会晤。尽管这两个国家距离楚国尚有一定的地理距离，但楚国势力的不断扩张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威胁。
从这一刻起，蔡、郑两国开始对楚国抱有深深的忌惮，担心楚国的野心会波及到自己的领土和利益。
四年后，即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熊通展开了对随国的入侵行动。他首先派遣薳章前往随国求和，同时将军队驻扎在瑕地，以等待和谈的结果。随国方面则派出少师负责主持和谈。
在这个关键时刻，斗伯比向楚武王提出了一个策略，他认为楚国在汉水东边未能达成目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联合抵抗。
他建议楚武王隐藏军队的精锐，只让少师看到疲弱的士兵，以此来助长少师的骄傲。
熊率且比对此表示疑虑，认为这样做未必能带来好处。但斗伯比坚持认为这是为了长远打算，因为少师如果得到随国国君的信任，将有利于楚国的计划。
楚武王采纳了这一建议，故意展示出军队的疲弱之态来接待少师。
少师回到随国后，建议追逐楚军，但随侯在季梁的劝阻下放弃了这一计划。随侯出于对楚国兵威的恐惧，开始修明政治，使得楚武王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楚武王转而要求随侯替楚国向周天子提出要求，希望提升楚国国君的名号。楚武王自称蛮夷，表示中原诸侯都已背叛天子，楚国愿意参与中原的政事，并请求周王室尊封他的名号。
随侯出于对楚国的畏惧，按照楚武王的要求向周天子传达了这一请求，但周天子并未同意。
楚武王三十七年（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随侯向楚国通报了周天子的决定。
楚武王闻讯后大怒，他认为自己的祖先鬻熊曾是周文王的老师，对周王室有过重大贡献，而周成王却只封给楚国子男爵的土地，让楚国居住在楚地。
楚国已经得到了蛮夷部族的顺服，周王室却不提升楚国的爵位，楚武王因此决定自封为王，即“楚武王”。
楚武王的这一行为开创了诸侯僭号称王的先例。当时，周王室的权威已经衰微，对楚国的挑战无可奈何。
楚武王的称王不仅是对周王室的挑战，也是对中原诸侯的一种示威，显示了楚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对中原政治的野心。这一事件标志着楚国在春秋时期的崛起，也为后来的楚国霸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