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713年，努马·庞皮留斯作为罗马的第二任国王，对罗马历法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当时，罗马历仅包含十个月，从三月开始，持续到十二月，这一年的长度只有304天，与太阳年的365.24天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历法与季节严重脱节。
努马·庞皮留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增加了一月和二月两个月份，使得一年变为十二个月，总共355天。
他还引入了一个复杂的闰月系统，即每两年插入一个额外的月份，称为Mercedonius或Intercalaris，以调整历法与太阳年的不一致。
这个插入的月份通常为22天或23天，被加在二月之后，使得一年的长度在平年时为355天，在闰年时为377天或378天。
努马的改革还包括创立了罗马祭司制度，这是古罗马宗教中非常重要的职位。起初，这些职位仅限于罗马贵族担任，他们负责监督宗教仪式、解释神意以及管理历法等重要职责。
祭司们的权力非常大，甚至可以决定何时应该插入闰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与努马改革后的罗马历相比，现代实行的公历（格里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在精确度和实用性上有显著改进。
格里高利历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推行，以解决儒略历（Julian calendar）中的累积误差。
儒略历平均每年比太阳年长11分钟14秒，导致春分点逐渐偏离，而儒略历的闰年规则未能完全纠正这一误差。
格里高利历的主要改革是调整了闰年的规则：大多数能被4整除的年份仍然是闰年，但那些能被100整除而不能被400整除的年份不再设闰日。
这一改革使得格里高利历的平均年长为365.2425天，与平均回归年的365.24219天非常接近，每2800年左右才会有一天的误差。
这大大提高了历法的准确性，确保了季节与日期的一致性，对全球范围内的日常生活和科学活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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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732年，巴比伦尼亚的王位争夺战为亚述国王梯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提供了干涉的机会。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一个迦勒底人的领袖成功登上了巴比伦的王座，但亚述的势力已经悄然渗透进这片土地。
梯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借此机会发动军事行动，不仅吞并了巴比伦尼亚，还在公元前729年征服了古巴比伦王国，确立了对两河流域南部的统治。
然而，迦勒底人并未轻易接受亚述的统治。他们多次起义，反抗亚述的压迫，并试图与埃兰和埃及等地区强国结成联盟，共同反对亚述的霸权。
在公元前721年，南部迦勒底地区的比特-雅金的统治者马尔都克-阿帕尔-伊狄那宣布自己为巴比伦尼亚之王，并与埃兰人结成同盟。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上的捷尔取得了对抗亚述军队的胜利。
马尔都克-阿帕尔-伊狄那在胜利后对原有巴比伦尼亚贵族进行了清算，将他们投入监狱，并重新分配土地给迦勒底人。但这场起义最终被辛那赫里布所镇压。
马尔都克-阿帕尔-伊狄那并未放弃，他再次发起起义，并成功与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阿拉美亚人和腓尼基人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联盟。
这个联盟缺乏凝聚力和统一的指挥，加之巴比伦的原有居民对起义持反对态度，使得这场起义再次以失败告终，巴比伦城遭到毁灭。
在阿萨尔哈东统治的晚期，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幼子亚述巴纳帕尔继承王位，而让长子沙马什-苏姆金成为巴比伦王。
沙马什-苏姆金显然对这一安排心存不满，于是在一部分亚述贵族的支持下，他发起了反对亚述巴纳帕尔的起义。
这场起义得到了巴比伦和迦勒底贵族的广泛支持。沙马什-苏姆金还联合了阿拉伯人、阿拉美亚人、吕底亚人、埃兰人和埃及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军。
但不幸的是，联军在战争中遭遇了失败，沙马什-苏姆金被困在巴比伦城内长达三年之久，最终选择了自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公元前725年至715年之间，斯巴达人成功征服了墨塞尼亚（Messenia）。
这场征服标志着斯巴达在军事和领土扩张方面的一个重要胜利，同时也意味着大量墨塞尼亚人成为了希洛人，这是一种类似于奴隶的社会阶层，他们在斯巴达社会中处于受压迫和剥削的地位。
在古希腊的斯巴达社会中，希洛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是农奴，身负沉重的军役和劳动负担，生活在斯巴达严格的社会体系之下。
一首诗描绘了希洛人悲惨的生活状况，他们像驴子一样背负着无法承受的重担，辛勤耕作的成果却被剥夺，不得不将一半的收成上交给斯巴达的主人。
斯巴达人以军事为国家的核心，经常对外发动战争，这使得希洛人的军役负担愈发沉重。
在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一次征发3.5万希洛人随军出征，他们被迫冲锋在前，用生命去试探敌人的虚实，消耗敌方的战斗力。
这种残酷的战术不仅展现了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轻视，也反映了他们对希洛人生命安全的漠视。
希洛人的身份可能源自拉科尼亚地区的原始居民，或是在斯巴达人征服麦西尼亚后被贬为农奴的麦西尼亚人。
他们被固定在土地上，成为斯巴达城邦的财产，被分配给斯巴达公民耕作田地。
尽管希洛人在向主人缴交一定比例的收成后可以有限地累积私产，但他们的地位仍旧是奴隶，既无法被释放，也不能被贩卖。
斯巴达社会对希洛人的恐惧和控制达到了极端。每年新上任的斯巴达掌政官会对希洛人宣战，这样斯巴达人便可在不违反宗教禁忌的情况下杀害希洛人。
斯巴达的秘密警察在乡间巡逻，对任何可能构成威胁的希洛人进行处决。这种对内恐惧和对外保守的外交政策，往往被认为是斯巴达对希洛人潜在叛乱的担忧所致。
在战争中，希洛人虽然伴随主人参加战斗，但他们通常担任轻装部队，或在舰队中充当划手，处于战争机器的边缘位置。
他们的存在对于斯巴达的军事和社会结构至关重要，但同时他们的处境也反映了斯巴达社会的残酷和不公。
希洛人的生活和斗争，是古希腊历史上一个令人深思的篇章，揭示了古代世界中权力与压迫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