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结集是佛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导致了东方大众部和西方上座部的隐然出现。
百年后，因为对“大天五事”的争议，东西方比丘公开分裂，形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系。
据记载，随后这两个部派又进一步分化出了二十个派系，佛教的部派时期由此开始。
几十年后，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国王阿育王即位，他统一了印度，并成为佛教的虔诚信徒。阿育王广建佛塔，厚供僧侣，使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由于很多异教徒为了生计问题而混入佛教出家为僧，并坚持自己的宗教思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佛法，导致佛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为了整顿佛教，公元前256年，阿育王迎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召集了一千位精通三藏的僧侣，在华氏城举行结集，历时九个月，旨在整理三藏，重新确立正统的佛教教义。
结集后，阿育王派遣了大批高僧大德到世界各地弘传佛法，使佛教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加强了佛教在各地的影响力。
到了公元一世纪左右，贵霜王朝的第三位国王迦腻色迦王在位时，为了解决佛教部派之间的争议，举行了第四次结集。当时佛教内部派系林立，各据己见，难以断定谁对谁错。
迦腻色迦王就此问题请教了肋尊者，尊者建议重新结集，以确定佛教教义。
于是，国王召集了五百位阿罗汉、五百位菩萨、五百位学者，在迦湿弥罗城结集三藏，推选肋尊者和世友菩萨为上首，历时数月，造三十万颂，完成了《大毗婆沙论》。
从这次结集开始，印度佛教经论有了文字的记载，为佛教经典的传承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部派佛教时期，虽然小乘佛法在各地广泛流行，但大乘佛教的种子也在悄然生长。迦腻色迦王时期的马鸣菩萨便是大乘佛教弘扬者之一。
马鸣菩萨是肋尊者的弟子，他所著的《大乘起信论》对大乘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大乘佛教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到了公元二世纪左右，龙树菩萨（Nagarjuna）的出现标志着大乘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
龙树菩萨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和《大智度论》等，对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体系做出了系统化的阐述。
龙树菩萨以其深邃的见解和广泛的著作，被誉为“千部论师”，在中国佛教中更享有“八宗共祖”的崇高地位。
继龙树菩萨之后，提婆（Devarshi）、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德慧（Gunaprabha）、护法（Dharmapala）等菩萨大德相继出现，他们继续弘扬大乘佛法，使其盛极一时。
这些大德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佛法的传播，还包括对佛教教义的深入阐释和发展，使得大乘佛教的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
然而，到了公元八世纪，婆罗门教的改革者商羯罗（Shankara）开始对佛教产生冲击。
商羯罗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教义，对婆罗门教进行了改革，并将婆罗门教改名为印度教。
他一边重振婆罗门教，一边排毁佛教，这对佛教在印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尽管如此，由于波罗王朝的崇奉，佛教在东印一带仍然保持了五百年的传承，这段时间是大乘密教由盛至衰的时期。
大乘密教，也称为金刚乘或密宗，它结合了印度教的仪式和实践，形成了独特的佛教修行方式。
公元十一世纪，伊斯兰教的入侵对佛教在印度的存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伊斯兰教徒焚烧寺院，屠杀僧侣和信徒，导致佛教在印度的实践和文化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一些密教大师被迫逃离，经过克什米尔等地逃入西藏，或逃至尼泊尔一带，这使得佛教的传承在这些地区得以延续。
到了公元十二世纪末，佛教在印度的存在几乎绝迹，这标志着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落。
与佛教在印度几乎绝迹形成鲜明对比是，佛教在我国香火极其旺盛。
第一次佛教分裂后，原始佛教分裂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上座部，即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体系。根据传播的地理方向，佛教被分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两大流派。
**南传佛教**，又称小乘佛教，主要传播路径是向南，经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再经由这些地区传入中国的云南、广西等地。
在中国，南传佛教主要流行于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之中，保留了较为原始的佛教教义和实践。
**北传佛教**，又称大乘佛教，其传播路径主要是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或海路进入中国。
北传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印度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但由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特点，大乘佛教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
汉传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与中国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仅在部分上层社会中传播，影响力有限。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本土化，它开始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传播，影响力迅速增强。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鼎盛。
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与政治动荡和战乱频繁的时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时期，人们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而佛教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
此外，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因为它有助于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民族矛盾尖锐，佛教的普及与统治者的推崇有着直接的联系。
为了追求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统治者推崇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
同时，由于儒家价值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佛教开始融入儒家的孝道，吸收了道教的清净无为思想，完成了中国本土化，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遍布全国，佛教徒数量大幅增加。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生动地描绘了南朝佛教的兴盛景象。
佛教寺庙的广泛建立，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和艺术发展的重要标志。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也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慈悲、智慧和解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汉传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在印度的消亡与其在中国的兴盛，这一现象确实与两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以及民族特质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印度，种姓制度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它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其特定的职责和生活范围。
这种制度下的不平等和宿命论与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和因果律（缘起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佛教否认了神创造世界的观点，主张一切法由因缘和合而生，这与印度教中梵天、湿婆和毗湿奴等神祇创造世界的观念相悖。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印度教改革和复兴的过程中，佛教在印度逐渐失去了其影响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为佛教的接受和发展提供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有等级之分，但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以及历史上的反抗精神，如陈胜、吴广的起义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都体现了一种对平等和正义的追求。这种精神与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相契合。
此外，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常常能够做到吸收其精华，摒弃不适应的部分，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与儒教、道教等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
这一过程中，佛教的一些核心观念，如因果报应、慈悲为怀等，与中国的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相吻合，使得佛教更容易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汉传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不仅包括了对佛教教义的重新诠释，还涉及到了佛教实践、仪式、艺术等方面的创新。
这些创新使得佛教更加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