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昭王在吴国内乱的背景下，得以在同年九月重新返回郢都，恢复了对楚国的统治。
为了奖赏夫概，楚昭王将他封在了堂溪，从此夫概被称为堂溪氏。
到了前504年，阖闾在稳定了国内局势后，继续对楚国施加军事压力，命令太子夫差领军伐楚。
吴军在夫差的领导下，攻取了楚国的番邑，这一胜利进一步削弱了楚国的实力。
楚王在吴国的持续攻势下感到恐惧，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将国都从郢都迁移到更为安全的鄀地。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决定发动对越国的战争，以扩大吴国的势力范围。
越王勾践在槜李（今浙江嘉兴南）迎战吴军，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槜李之战”。
在战事初期，越军虽然派遣了敢死队对吴军发起了三次挑战，但均未能取得成功，敢死队全部失败。
然而，越王勾践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战术，他命令一批被判处死刑的囚徒走到吴军阵前，并在众目睽睽之下举剑自尽。
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吸引了吴军的注意力，导致他们放松了警惕。越军抓住了这个机会，趁吴军分心之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攻势下，吴军遭受了重创，在姑苏（今江苏苏州）被越军大败。
在战斗中，越国大夫灵姑浮使用戈这一古代兵器攻击了吴王阖闾，并斩落了他的脚拇指。
这一击对阖闾来说是致命的，他被迫撤军，吴军在退却了七里之后，阖闾因伤势过重而去世。
阖闾的死对吴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遗体被运回吴国，安葬在今天的苏州虎丘山。
吴王阖闾的墓葬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其墓穴位于阊门外虎丘，据说在建造时动用了大量民夫，使用了复杂的工程技术。
关于阖闾墓的描述，如铜椁内外三层、水银池深六尺、玉凫漂浮等细节，都显现出古代君王墓葬的奢华与神秘。
三千把扁诸剑藏于三千口方井中的传说，以及时耗、鱼肠等名剑的陪葬，更增添了这份神秘感。
阖闾墓的传说还涉及到一些超自然的元素，比如金属精气化成白虎驻扎在墓上的故事，这可能是后人为了增加传奇色彩而添加的细节。虎丘也因此得名，成为了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标。
关于虎丘剑池下是否真的有吴王阖闾的墓葬和陪葬的宝剑，历史上确实有多次发掘的记录，包括越王勾践、秦始皇和吴王孙权等历史人物都曾在此寻找传说中的宝剑，但均无所获。
这些尝试可能部分受到了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也可能是因为传说中的墓葬位置并不准确，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么大量的宝剑陪葬。
春秋晚期的吴国和越国确实以铸剑技术闻名，他们的剑文化在当时是非常独特的。
《周礼·考工记》中提到的“吴粤（越）之剑”，以及《战国策》和《庄子》中对吴、干（吴国的别称）之剑的描述，都表明了这些地区的剑在当时被认为锋利无比，是极为珍贵的宝物。
文献中对吴越剑的描述，不仅仅是对其锋利程度的赞扬，更有对其工艺美学的肯定。
这些剑不仅是战争中的利器，也是工艺和文化的传承，体现了吴越地区高超的铸剑技术和独特的文化传统。
考古发现的吴国王族用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这些剑不仅在材质和工艺上展示了吴国铸剑技术的高超，而且剑上的铭文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吴国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直接的线索。
1959年在安徽淮南赵家孤堆出土的“吴太子诸樊剑”上，我们可以窥见诸樊作为太子时的英勇形象。
这把剑的铭文表明，诸樊在军事上有显著的成就，他在战场上手持此剑，斩获颇丰，无人能敌。
铭文中的“在行之先，云用云获，莫敢御余”表明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勇猛精神。
此外，铭文还透露出诸樊的雄心壮志，他驻扎在江北，已经具备了北上、南下、西征的抱负，这反映了当时吴国扩张疆土的野心和战略眼光。
2009年在浙江杭州南湖出土的“吴王余祭剑”，则展示了吴王余祭的治国理念和个人品质。
剑上的铭文“有勇无勇，不可告人，人其知之”表明，余祭认为勇略不是通过自夸来体现的，而是通过实际行动让人民自己去了解和评价。
这种谦虚的态度和对民众认知的尊重，体现了余祭作为君主的睿智和胸襟。
2014年底，苏州博物馆征集到的“吴王余眜剑”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
这把剑上的铭文长达75字，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先秦剑类兵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铭文记载了余眜在余祭时代就受命攻打楚国麻地，并取得了丰富的战果。
在御楚之战中，吴国军队打败了楚国，迫使楚军溃逃，吴国军队则趁势反攻楚国。
此外，余眜还在御越之战中成功抵御了越军的进攻，保卫了吴国的安全。
这把剑的铭文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春秋时期吴楚、吴越战争的重要信息，也展示了余眜作为将领的军事才能和成就。
1997年在浙江绍兴鲁迅路出土的另一把“吴王余眜剑”，则补充了余末（余眜）即位后攻打楚国巢地的事迹。
在楚国伐徐之战中，余眜支援了徐国，大败楚军，并俘获了七位楚国封君。
这两件兵器的铭文可以相互印证，为我们提供了春秋时期吴国军事活动的宝贵史料。
吴王阖闾（光）和夫差父子的剑出土数量较多，这些剑上的铭文多与夸耀战功有关。
吴王光剑上的“以挡勇人”“以战越人”“克挦多功”等字眼，都体现了阖闾（光）对自己军事成就的自豪。
这些铭文不仅记录了吴国的战争历史，也反映了阖闾（光）作为君主的雄心壮志和对军事胜利的重视。
北京私人收藏的一把“吴王夫差剑”上提到的“霸服晋邦”，可能与公元前482年的黄池会盟有关。
黄池会盟是春秋时期吴国与晋国争霸的重要事件，夫差通过这次会议巩固了吴国的霸权地位。
这把剑的铭文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和吴国的外交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总的来说，这些出土的吴国王族用剑及其铭文，不仅在考古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也为研究春秋时期的吴国历史、文化和军事活动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这些剑和铭文，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吴国君主的个人品质、治国理念和军事战略，以及春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