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几乎可以追溯到夏朝之前，甚至有可能与传说中的“夏朝”有关。
然而，由于三星堆位于中原文化圈之外，并且没有确凿的文字证据表明它就是历史上的夏朝，因此史学界并不承认这一观点。毕竟，三星堆是在古蜀国的遗址上进行发掘的。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夏朝时期，古蜀国并没有与中原地区进行交往。
他们认为古蜀国相对封闭和偏远，属于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文明。这种观点是基于对古蜀国地理位置和文化特点的研究得出的。
古蜀国位于今天的四川盆地，地理上相对孤立，四周被高山环绕。
这使得古蜀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变得困难，也限制了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此外，古蜀国的文化特点与中原地区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支持了它是独立文明的观点。
尽管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史学界目前仍然无法确定三星堆是否就是夏朝的遗址。
因此，对于三星堆遗址的具体身份和历史背景，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三星堆遗址的历史分期是比较清楚的。三星堆文化共分四期：第一期，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到前2000年；第二期，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600年；第三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到前1200年；第四期为公元前1200年之后。
其中，著名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属于三星堆文化的第三期，大家说三星堆文明的时候，也往往指的是这个阶段。
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文化体系，它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期的三星堆文化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人们开始使用青铜器和陶器。
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镰等农具，以及陶制的罐、盆、壶等生活用品。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随着时间的流逝，三星堆文化逐渐发展进入第二期。这一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以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为主要特征。
人们开始使用青铜器来制作武器、工具和装饰品。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剑、矛、钺等武器，以及青铜鼎、簋、尊等礼器。
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精湛，展示了当时人们的高超技艺和审美追求。
第三期的三星堆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最著名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三星堆文化以青铜文明为代表，人们开始大规模铸造青铜器，并将其用于宗教仪式和社会生活。
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人像、动物雕塑和祭祀用具。这些青铜器的造型精美，线条流畅，展现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神灵的崇拜。
第四期的三星堆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衰落阶段。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数量相对较少，但仍然保留了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一时期的人们开始转向铁器制作和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
三星堆遗址的存在表明，在夏商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巴蜀地区就已经是一个重要且繁荣的文化中心了。
这个文化中心不仅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而且还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
在过去，历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逐渐传播到全中国。
然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了5000年前，这意味着长江流域同样可以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这一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曾经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两个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
这些青铜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在青铜器的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及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这一发现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观点。
三星堆遗址位于鸭子河和马牧河之间，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宜人。
这个古城以东、西、南三面城墙和北侧的鸭子河作为防御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布局。
这座古城由一道外郭城（大城）和若干个内城（小城）组成。在古城内外，可以明显分为祭祀区、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这些区域的存在表明了古代王国的高度繁荣和严整的城市规划。
在三星堆遗址中，有许多重要的夯土建筑遗迹，如三星堆和月亮湾等。这些遗迹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水平和宗教信仰。
与中原地区的夏、商都城不同，三星堆古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它融合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展现了一个独特而繁荣的古代王国的都城气象。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制品、玉石制品以及黄金制品，以其奇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制作工艺而闻名于世。
这些文物展现出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彰显出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被视为极为罕见的人类上古史奇珍，享有极高的声誉。
三星堆遗址所见古蜀国的手工业发展非常发达，门类齐全且技术先进。
这些手工艺品不仅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智慧和技艺，还反映了古蜀国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青铜制品包括各种器物、武器和装饰品，其精湛的铸造技术和复杂的纹饰图案令人叹为观止。
玉石制品则以玉璧、玉琮等为主，它们经过精心雕刻和打磨，呈现出华丽的外观和精湛的工艺。
黄金制品则以金箔、金饰等形式出现，金光闪闪，彰显出古蜀国的财富和地位。
三星堆遗址丰富的文化遗存填补了中华文明演进序列中重要文物的缺环。
这些文物不仅为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还揭示了长江上游地区的古代文明中心地位。
考古队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
除了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和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
在本次发掘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器物，这些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具体来说，3号坑和8号坑中发现的铜尊、铜罍和铜瓿是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这表明三星堆遗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密切。
而3号坑和4号坑中发现的玉琮则来自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这进一步证明了三星堆遗址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
3号坑、7号坑和8号坑中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和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这表明三星堆遗址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范围广泛。
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这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在金属工艺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传统。
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的出现也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
这些特征无疑确切地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综上所述，通过对近200个样品进行碳14测年以及对新器物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其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发现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