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讲将1三国明 第726章 直言敢谏——韩宜可

作者:徐夏半生 分类:历史 更新时间:2024-04-10 05: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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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明初名臣。耿直敢言,弹劾不避权贵,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当时官吏有罪,凡处笞刑以上者皆谪屯凤阳,韩宜可上疏抗争,认为官吏有罪,当按情节轻重分别治罪,不宜一概谪屯凤阳。曾奉命撰写祭祀钟山、大江文,谕日本、征乌蛮诏,皆合旨意,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后因事被谪云南。建文帝即位,起用为云南参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于官。

韩宜可,为官清廉,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地方官,后来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虽然只是个正七品的小官,却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并且提出一些建议。当时丞相胡惟庸恃功怙宠,飞扬跋扈,其他大臣对此也心知肚明,却因惧怕胡惟庸的权势,没人敢上书弹劾。韩宜可得知此情况后,连连上书明太祖朱元璋,并列举了胡惟庸的一些罪行,希望以此将他弹劾,同僚都非常佩服他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但也认为他这次必死无疑,居然敢得罪丞相胡惟庸。

果不其然,胡惟庸没有受到惩罚,而韩宜可却被锦衣卫打入大牢,差点被判处死刑,幸亏朱元璋认为韩宜可是个不错的官员,在不久后,就下令将他释放,并官复原职。按照常理来说,吃过苦头的韩宜可应该有所收敛,变得稍微有些圆滑,但他的接下来的事迹更让人瞠目结舌。当时朝廷抓了一批犯人,本来打算送到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去修建宫殿,韩宜可却上书阻止,并觉得这些人当中肯定会被冤枉的。

本来此事已经得到皇帝朱元璋的批准,满朝文武没一个敢有异议,唯独韩宜可特立独行,同僚们都为他捏把汗。结果,朱元璋听从了韩宜可的建议,对这些人重新审判,果然审出了不少冤假错案,从此对他更加器重。后来,朱元璋认为韩宜可劳苦功高,就准备将一名犯罪官员的妻女赏赐给他,以表示对他功劳的肯定。韩宜可果断拒绝,并且说道:“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

听了韩宜可的话,明太祖朱元璋相当高兴,并且称赞道:“一般大臣受赏,无不欣然接受,今韩宜可不为女色赏赐所动,真是清正肱股之臣啊!”有一次,别人诬陷韩宜可生活奢侈,朱元璋就选择了微服私访,亲自到他家一看究竟。来到韩宜可家后,看到一家人挤在几间破房子里,且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很破。朱元璋微笑着问道:“老韩啊,你是不是偷偷把钱藏起来了?”韩宜可立马将家里了的箱子都拿出来,当场倒空给皇上检查,并且说道:“微臣从不藏钱,也没有钱可藏。”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极力地称赞了韩宜可的廉洁,并且不许有人再因此事诬陷他,否则定当严惩。另外,朱元璋还说道:“处世为官,应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利天为利,利民为利才是啊!”纵观洪武年间的那些大臣,敢怒怼朱元璋的寥寥无几,敢于直谏却能屹立不倒的,更是屈指可数,而韩宜可则是其中一位。

这番英姿飒爽,不但当时名扬一时,更被后世诸多言官效仿。好些人说起韩宜可,都称赞他胆大包天,敢惹权贵骂重臣,但如果仅这么说韩宜可,只能说后世那些言官同行们,不过学了个皮毛,因为韩宜可最得朱元璋敬重的一条,不是他的敢骂,而是他的讲原则。因为韩宜可人生中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事不对人,无论骂的多厉害,却既不为私人恩怨,更不为个人荣耀升迁,始终一心为国,铁骨铮铮。

生活中的韩宜可是一位十分温和淡定的人,就算下了牢狱,都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听说要用刑,也像没事人似的,把看守都震傻,每次面对朱元璋,不管这位铁腕帝王如何发飙,他这里都丝毫不慌不忙,慢条斯理的说事。特别令后世诸多言官自愧不如的,就是韩宜可每次骂人时所写的奏折,不但文风厚重,而且言之有据,每篇都条理清晰,证据确凿,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从不搞人身攻击。有时候一些重臣被韩宜可批评了,嚷嚷着要理论,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奏折送了去,要这些苦主驳斥,接着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因此他“以锄奸显忠为己任”,战斗力常年生猛。以至于朱元璋再次赞叹,说全国的官员,都应该像你一样啊,说罢后的朱元璋,下令把这件事写进《邸报》,由通政司发布全国,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好好学习。

韩宜可也写了不少好文章后,终于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工作调动:就任山西右布政使。在还没有巡抚制度的洪武年间,这就是山西省的二号人物。在这个新岗位上,韩宜可任职时间不长,工作却十分卖力认真,以《献征录》里的说法,到任之后不但大力打击官场潜规则,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更大力抚恤百姓,从各类公务开支中省出费用,用以充实预备仓。当时山西专门收容孤寡的养济院数量,以及储备救济粮的预备仓,建设成绩都名列前茅,所谓“百司肃然,上下属目,翼见真儒之用”,正是韩宜可的出色业绩。但出色了没一年的韩宜可,还是遭到了人生最沉重一击,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获罪被贬,与同僚山西参议王景一道,被撤职发配到云南临安建水县充军。

至于这场风波的原因,在正史记录中绝口不提。地方志的说法,则是五花八门,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献征录》和《两浙名贤录》里的说法,是由于参议王景在征税工作中犯了错要被重办,韩宜可认为处罚过重,再次上书弹劾,没想到就这一个小事,反而给闹大了,非但没救了王景,自己也一道给发配。

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体察圣意方面,韩宜可毫无进步,朱元璋一辈子十分恨的,就是小吏贪污,但凡碰到类似事,都是一抓一大片,逮着尾巴就顺藤摸瓜往大了办,比起当初骂胡惟庸来,这事才是真正逆了龙鳞,韩宜可的倒霉,也就顺理成章。这次跟斗栽的有多狠?他和王景甚至栽出了大明历史记录:头两位被贬官到云南的明朝士大夫。当时的云南,是大明刚刚收复的国土,以少数民族为主,生活穷困且民风凶悍,在世人眼里,可谓穷山恶水的绝路,发配到这地方,人生前途基本全废。

而对于这场凄风苦雨般的打击,与王景结伴走上充军路的韩宜可,心态却一直非常好,一路上干的最多的,就是给王景朗诵自己最爱的名篇:范仲淹《岳阳楼记》,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与王景共勉。行至云南,这二位更做出了一件“雷事”,郑重的挥毫泼墨,以满腔的情怀,为自己提前写下一篇墓志铭。

两篇墓志铭的风格文采各有不同,主题却一样壮烈澎湃:即使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即使仕途已经终止,即使命运注定让我终老于此地,那么就让这墓志铭做一个见证。我依然会全力以赴的实现理想,任何绝境之下,都不会虚度光阴。气不萎达,生知命寿,乃夷我铭,其藏阙期。这是韩宜可在自己墓志铭中的豪言,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年华的见证。

而这心态豁然开朗的二位,在这贫穷落后的云南临安卫,以之后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另一件光耀千秋的大业:推广文教。临安卫设立府学后,韩宜可与王景,就成为府学第一代老师,就如早年在山阴担任教谕一样,昔日的铁骨直臣韩宜可,再次回复到模范教师的角色上。

在这新岗位上,韩宜可的业绩也同样优良。最令当地官民动容的是,他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既不搞民族歧视,更不以身份出身论人。而且哪怕是学生家长过意不去,送来各种礼品,他也分文不收,全数退回。教学工作中,他更是一心一意,哪怕当地文化落后,学生悟性有限,他也极有耐心,凡是学生问问题,都是知无不言。即使有时候学生文化低,听不明白,他就更不厌其烦反复讲,以当地地方志的记录说,有一次下课,他被学生们包围着问到深夜,说话说得满嘴都生疮。依然非常欣慰的说:看着你们这样好学,做老师的真是高兴啊。

于是,勤勤恳恳不计报酬教书的劳改犯人韩宜可,不知不觉间,就成了洪武年间感动云南的人物,就连明朝开国功臣,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英,对他也十分敬重,经常抽空就来探望,每次不但恭恭敬敬请教学问,举手投足更向韩宜可行弟子礼。更被打动的,却是当地的官民百姓。这个素来民风凶悍的地方,起先刚设府学的时候,老百姓集体抵制,哭着喊着不来。

经过韩宜可与王景二人多年努力,不但当地少数民族家庭都纷纷读书识字,好多人更哭着喊着来拜师,当地的民风更从此大好,变成知书达理的淳朴乐土。连犯罪率都连年创新低。同样高速发展的,更有当地的文明水平,有明一代,临安府共涌现出五十二位进士。这个曾经“刀耕火种,刻木为符”的落后地区,后来成为明代“科第人才盛于诸郡”的文化胜地,韩宜可更是奠基人。

这事的意义,往小了说,是发展了边境地区的教育事业。往大了说,真个为维护大明的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地处在这样的边陲绝地上,韩宜可也没忘了老本行:惹朱元璋生气。著名的蓝玉大案爆发后,远在云南教书的韩宜可,听闻了朝中的血雨腥风后,竟不顾自身安危,再次上书言事,认为朝廷的诛杀太过酷烈。这份几经辗转的上书,再次把朱元璋气的不行,不过在几位文臣的劝说下,消了气的朱元璋,还是摆摆手作罢了。

而在朱元璋过世后,登基后的建文帝朱允炆,经过礼部侍郎陈性善的举荐,终于重新启用韩宜可。先下诏封他为云南参政,接旨后的韩宜可还没动身,第二道圣旨又紧跟着来了:参政别干了,赶紧去南京。您现在已经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了。

但经过十五年的流放生涯,韩宜可曾经旺盛的生命,此时已到了尽头,他接旨后兴奋不已,一路紧赶慢赶。以云南地方志的说法,他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出山,一定要把未曾给洪武皇帝朱元璋讲完的话,全给新皇帝讲出来,从整顿吏治到选拔人才,再到发展文教,他样样都有兴奋到激动人心的勾画。

然而就在他的车架行至杭州时,他的身体却再也支撑不住了,像一只燃烧殆尽的火把一样,沉默的熄灭下去。在韩宜可过世八年后,云南临安府学子张文礼考取进士,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位登第学子。对这位填补历史空白的年轻人,永乐皇帝朱棣十分感兴趣,还特意问他师承何处。当张进士郑重回答,自己的恩师正是韩宜可时,朱棣立刻惊呼,而后明王朝拨出专款,在云南与浙江两省,为韩宜可大力立庙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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