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讲将1三国明 第788章 明仁宗——朱高炽

作者:徐夏半生 分类:历史 更新时间:2024-04-10 05: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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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炽,明朝第四位皇帝,明成祖朱棣长子。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由于他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父朱元璋的喜爱。但身形较胖,导致身体较弱,在位时间很短,在位期间发展生产、与民休息,赦免了建文帝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朱棣时期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朱高炽天禀纯明,从善改过,恭检爱民,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为“仁宣之治”打下基础。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朱高炽,最终能入承大宝,一是嫡长继承制对朱棣的约束;二是因为他娶了个好老婆,生了个好儿子,朱棣喜欢仁宗的长子朱瞻基。朱高炽的皇后张氏,也有朱元璋的马皇后、朱棣的徐皇后之风,见识远大而乖巧伶俐,是个不折不扣的贤内助,用古代命书的说法,有“旺夫命”。《明通鉴》记载,张氏自从嫁给仁宗后,很得成祖和仁孝皇后这对公婆的喜爱。明仁宗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多次被汉王、赵王两位弟弟挑拨离间,又因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箭,明成祖很生气,命令减少太子在宫中的膳食,太子几次险些被换,然后最终能被保全,据说是因为张皇后的缘故。

然而,在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搞了个“围魏救赵”,派奇兵直捣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得到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这老实人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瞒过他?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后熬到皇帝位置,和两个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时候,这样的笨办法更管用。

对于仁宗的暴卒,除了有人认为是无病而亡之外,很多人认为死得很蹊跷,而且不光彩,是死于纵欲过度。从史实来推测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朱高炽的贪欲好色众人皆知,曾有个大臣李时勉在他刚即位不久,就上奏劝皇上禁欲,说成祖的守孝期还没有结束,皇后也没有正式确立,皇帝就从远方的建宁选侍女是不可取的,结果惹怒了仁宗皇帝,差点被动刑弄死,甚至在仁宗临死之时还恨恨地说“时勉廷辱我”。

后来,朱瞻基继位后曾因为此御审李时勉,问他为什么要触怒仁宗,李时勉说是劝仁宗皇帝不要过于亲近妃嫔,不要疏远太子。宣宗叹息称李时勉是忠臣,并恢复他的官职,可见宣宗对仁宗嗜欲一节也一清二楚,不以李时勉所奏为非。明人陆釴的《病逸漫记》中也曾有这样的记载,说内延太监雷某亲口说皇帝是得了“阴症”,就是行房后误吃冷饮或者被阴风侵袭而染疾。《明史·罗汝敬传》则认为,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当然也有提出仁宗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继仁宗登位的宣宗害死的,理由是仁宗不受朱棣的喜欢,只是因为“礼教”和“祖训”的关系,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但朱棣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而仁宗的长子朱瞻基却与父亲相反,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利,工于计谋,深受成祖赏识。因此在朱高炽和儿子朱瞻基之间,因为朱棣而形成了隔阂,朱高炽讨厌其父,也由此讨厌被其父宠爱的儿子朱瞻基,最喜欢的儿子是封为襄王的老五。

有史学家说,如果朱高炽不是死得早的话,太子朱瞻基必然被废,由此推断,是朱瞻基密谋加害了仁宗。因为朱瞻基在四月十四日离开北京城,当时随侍仁宗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预先密谋,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暴卒。而朱瞻基离京后,不按照预定的日子前进,而是直奔南京,而在他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已“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也没有如此快的传播手段,可见仁宗的死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朱瞻基六月三日返回北京后有大臣劝诫说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却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的自信和自得,因此这一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恐怕是史有隐笔。

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许多旧臣,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永乐帝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痛悼他在位时间太短。如果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他显然不属于有锋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汉武乃至他的祖父、父亲,相对平庸。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尽量少地去命令臣民这样或那样。

这样平庸的皇帝,带给百姓的福祉远甚于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纣、秦始皇、隋炀帝就是有能力而喜欢胡折腾的皇帝。所以,朱高炽的庙号为“仁”,朱高炽天禀纯明,从善改过,恭检爱民,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为“仁宣之治”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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