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静静听着章一天的高论,却想到了花小雅,想到了移魂夺体术,章一天在这个世界,不会也被移魂夺体了吧?
章一天依旧在讲着道家的一些术法和理论,尽管我听得一头雾水,不过还是表现得津津有味。
“徐律师,你不觉得,你和程寻,本应该是一体的吗?”
扯了半天道家术法和理论,章一天把我和程寻联系到了一起。
尽管我也觉得我和程寻说不定真的是同一人,可前提必须是在原世界,而且我应该是在原世界的阳间,而程寻是在阴间。
可在这个玄明他们创造的世界,我和程寻尽然同时出现在了阳间,而且他还昏迷不醒。
不行,我得尽快想办法回到原世界。我又想到了一起赴死的主意。
可是,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都聚在一起呢?
“徐律师,你今天和玄明遇到那个摔倒的老太太,玄明在医院时跟我说了,她有赡养问题你看能否去调解下?”
章一天见我并未接着他的话谈程寻,而且一直沉默,话峰一转,给我说起了案件调解。
我心里一喜,借调解这个案件之名,从原来世界过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聚在一起,到时计划不就更好执行了。
我满口答应下来,并催促着章一天现在就去医院了解案情。
章一天当然不知道我此时的想法,没多想就带着我走下楼去。
刚走下楼,61路公交就停在了小区路边,章一天拉着我就要上公交车。
我却犹豫着不想上这路公交,61路公交车给我的感觉太不好了。
“要不我们走路去吧!有些事我还想和你聊聊。”
我开口对着章一天说道。
章一天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也没有反对。
此时的我没有想到,这次步行的路上,让我碰到了这个世界的杀人案例,而且杀的是法院法官。
刚走没多远,我们便在路旁的法院看到了警车,救护车和很多围观的人。
怎么回事?
难道在法院还会发生重大案件?在我的印象中,法院是庄严神圣的地方,职业的敏感让我想去一探究竟。
没多会功夫,我们便打清楚了发生的案件。就是一农民工打官司因不能提供证据给法庭,屡屡败诉,心生怨恨持刀复仇,冲进法院连捅4名法官。
原来,一农民工被公司克扣薪水,多次将无良老板告上法庭,却频频败诉。
四处碰壁,走投无路的他,一怒之下持刀冲进法院,连捅4名法官。
事发时这农民工在一位女法官的带领下走进法院。一路上,两人说说笑笑,气氛看起来还轻松。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办公室门口突然围满了人,接着所有人四散奔逃,那个农民工则握着一把刀冲了出来。
有两位男法官闻讯赶来,试图将农民工制服,但赤手空拳难敌凶器,被连刺几刀后,也倒在了他的刀下。
没了阻拦后,农民工飞快逃离现场,而那位女法官捂着胸腹,踉跄着走出来。其他人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连忙上去查看伤员情况,拨打120和110。
行凶的农民工也没跑多远,因为不了解大楼内部构造,自己走进了死路,最终被赶来的法警按在地上制服。
我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案例产生了极大的好奇,要知道,这种案件如果在我原来的世界,一般诉前调解也就可以解决纠纷了。
如果农民工不能提供证据,法院的判决当然没错,法律,肯定是讲证据的。
不过从内心讲,我又不认同他们的工作方法,让一个处于相对弱势的个体去他曾服务的公司找证据,一个字:“难!”
我还是很好奇这个农民工究竟是怎样的人,诉讼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律师身份在这世界有没有用?
不过,当我表明我的律师身份,很快就有人给提供了农民工的信息和他的诉讼经历。
农民工名叫胡庆刚,已经42岁了却至今未婚,平时跟弟弟一起住在父母留下的老宅中。他们家兄弟不少,却只有老大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经济条件很差。
像是胡庆刚,平时靠着打零工为生,后来经人介绍,来到一家汽车车身有限公司工作,一直勤勤恳恳工作到年底。结果就在公司结算年底工资时,胡庆刚意外发现,自己的工资竟然比同事的少了一半。
胡庆刚生性沉默寡言,却又十分执拗,一发现自己被公司克扣了薪水,顿时感到异常恼火。气归气,胡庆刚首先选择的是以合法方式讨回公道。
当地的仲裁委员要求胡庆刚,出具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能够证明该公司欠薪的书面证据,但胡庆刚却一个都拿不出来。最后,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了他的仲裁请求。
一根筋的胡庆刚对这个裁决并不服气,他认为自己付出了劳动,就应该获得应有的报酬,于是又提起了诉讼,发誓要跟该公司死磕到底,直到自己拿回应有的权益。
然而,打官司这条路并非一片坦途,法律是讲究证据的,拿不出证据的胡庆刚接连收获败诉。
此时,胡庆刚心中的怨气已经很大了,偏偏对方公司还不见好就收,反而出言嘲讽,故意刁难,这就让胡庆刚更加愤愤不平。
于是,胡庆刚一纸诉状递交到中级人民法院,准备继续状告该公司。他坚持打官司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亲朋好友都知道了。大家劝他也没有,一根筋的胡庆刚就是要抗争到底。
他如此执拗,大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没想到有朝一日,他竟然会为了泄愤,带着刀走进了法院。
听完胡庆刚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到轮为罪犯,我这个律师都有深深的无力感。
毫无疑问,这完全是一个悲剧,胡庆刚是值得我们同情的,我们的法律也是需要改进的,我们的法律工作者,有时也应该更多一份责任心和同理心。
试想,如果在个体弱者对抗不良公司的强势中,如果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如果我们的法官不只是要求个体弱者提供证据,而是让法援律师到公司走访,取证,在取得一定证据下诉前调解,这样的悲剧或许可以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