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零一七年之秋，九州之地，医疗之变革如狂风骤雨，疾行未休。凡天下之公立医院，悉皆废除药品之加成，自此，医院不复恃药以谋利矣。夫观历年卫生统计之书，药品之入，占医院总收之四成有余，犹如江山半壁，今一朝而失，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三明之地，医改之先声，自公元二零一二年始，以公立医院之综合改革为切入，行“三医”（即医疗、医保、医药）联动之综合改革。此改革历三阶段，初以整治赚钱为中心，重拳治回扣与不正之医疗行为，惩治药品流通之腐败；继而回归治病为中心，使医者之薪酬与医疗之收入脱钩，不使过度治疗用药；终至建设健康为中心，改革医保打包支付之制，薪酬之制，使医者愿病人之少而非多。医者之薪酬，乃医改之重。观发达国家，医者之平均薪酬，乃社会人员平均工资之三至五倍。然在我国，医者之薪酬与此尚有不小之差。昔时，公立医院医者之薪酬，乃财政差额拨款，底薪由工龄、职称与岗位定之，而奖金则由医院与科室之盈利情况定之。然医疗技术之收费偏低，医保按偏低之医疗收费支付，医院之收入受影响，医者之劳动难以得合理之补偿。于是，有《关于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对薪酬之构成及经费来源进行精细化之调整。薪酬总量上，可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依当年医疗服务收入之收益，合理增加薪酬总量；薪酬来源上，逐步提高医疗服务收入在医疗收入中之比例，将医保结余留用资金主要用于人员绩效等。
三明之地，改革之道，尤重“腾笼换鸟”，理顺医疗服务之价格。其先后十一次调整医疗服务收费标准，超过万项；打破旧有之绩效工资制度，实行全员岗位目标年薪制，主任医师之年薪，达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五倍。如此，医院之医药总收入之增速回归理性，医疗服务性收入占比亦大幅提升，医院收入之含金量明显增强。然现实之中，对我国之绝大多数公立医院而言，医疗技术之收费价格偏低，医保之支付亦偏低，医院之收入受限，医者之劳动难以得合理之补偿。有如神经科主任医师者言，某些医疗服务项目之收费已不能适应当前之实际情况，需调价。然因耗时长、费用低，相关检测人员已不再为病人开此检查。
陶红兵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院管理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也，其言，医疗服务收入占医疗收入之比例，应达六成，方合医院高质量发展之指标。若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此比例难以达到。今国内此比例约为三至四成。又言，提高医疗服务费用后，医院增加之收入，应体现在医者之薪酬上。又观科室间之收入差距，亦乃改革之重点。有如儿科、感染科等整体收入偏低之科室，医院应给其提供等价值之薪水，勿使其与其他科室收入差距过大。陶红兵建议，医者之薪酬收入，应与科室医疗收入脱钩。
如是，医改之道，不仅在于治疗疾病，更在于扩展至健康之领域。医者之薪酬改革，尤为重中之重。愿天下医者，得其所愿，病者得其所治，共筑健康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