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杂志社开会，叶社长高兴地宣布，社会学重点课题《变动中的阶层关系》已经申报获批，现在要酝酿成立课题组。这个课题是我发起的，我当然要参加。在婚姻不幸的背景下，科研就是我的一切。这个课题前期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大部分时间要出差，这是我巴不得的。我不想回那个家，不想看到她。
到家，太太回来了。桌上摆放着一捆一捆的钞票。她在向我炫耀，我却故意装着没看见，或者表示，钱多我也不稀罕，便冷冷地说：
“课题需要，我得出差。
太太轻蔑地笑了笑，说：
“你们那些破课题，能挣几个钱？你辞职吧，我养你！”
我感觉受到了羞辱，而且我不能容许亵渎这神圣的课题！我怒从胆边生，捡起桌上的一捆钞票，带着愤怒用力朝着窗户砸去。只听得一声玻璃碎裂的声音，钞票飞出窗外。太太惊愕地看着飞出去的钞票，愣了一下，立刻冲出门去。我知道，闹得再大，钱还是第一位的。
我们的楼就在南京路上，从窗子里飞出一沓钞票，掉在街上，竟然没有散落。众目睽睽之下，钱反倒是安全的。太太奔跑着把钱捡回来，朝着我嚷嚷：
“不想过了是吗？不想过的话，早说！”
“早就不能过了，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她出乎意料地没有反唇相讥。破碎的窗口吹进来一阵冷风。房间里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就地躺倒，在地上打起滚来，嘴里叫着：“离婚！离婚！离婚没那么容易！”
我知道她的歇斯底里又要发作了，每到耍浑的时候，就来这一手，一哭二闹三上吊，我毫无办法。心里一阵苦涩。
那个年代，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家里吵吵闹闹的，好几次引来里弄干部上门说和：
“瞧你们干部家庭还闹离婚，多难听哪！别闹了，组织上是不会批准的。”
的确，我结婚的时候，是当时所在单位经过外调，才批准的。现在要离婚，也得经过组织。我想走法律途径，还没有等我向组织上申请，院组织部干事已经找我谈话了：
“听街道反映，你们在闹离婚？有这事吗？”
“有。”我委屈地说，知道这会给单位带来耻辱。
“你太太同意吗？”干事倒没有先批评我，而是直接点到我的痛处。听我说太太并没有同意，他不耐烦地插话道：
“那还闹什么？”于是两手一摊，眼睛瞪着我，像看一个傻瓜。
就这样，我被不幸的婚姻无限期囚禁着，没有出头之日。我怀疑哪一天会被逼疯，或者控制不住会去杀人。
半夜时分，我忽然被太太从床上拽起。只见她面部激动得有些变形。满眼血丝地冲我叫道：
“离婚？离婚是你说的，对吗？”
我顿时清醒，冷静地说：“是，是我说的！”
“我同意，但有一个条件。”
“说！”这是她第一次表示同意，我打算答应她的任何条件，只要能摆脱这个要命的婚姻！
“办日本！”
办日本，是当时的一个简称，指的就是办理赴日留学，由日本的语言学校通过私人渠道在中国招生。留学的人，大部分用各种方式留在了那里，赚了大钱。除日本外，还有办加拿大、办澳洲等等。我豁出去了，答道：
“行，说定了，谁也别变卦！”我总算看到了希望，掷地有声地回应。
说得这样肯定，还因为我的一个老铁干的就是这个买卖，他叫王辉，虽然人在日本，但我有他弟弟的BB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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