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今天我们用陈同志的视角来审视那段历史
我出生于湖南湘乡。出身将门，祖父为湘军将领官拜“花林副将”御封“武显将军”。
幼从戒为官致富，善战闻名于当时。
自幼我便受到他的影响，立志做一个运筹帷幄的大将军，十三岁我便怀揣着这个梦想加入了湘军。
也就是在这里我结识了我的一生挚友，我和他一起参加了护法运动。1916-1920年，，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的战争，也在战斗中跟他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后来我的军功越来越多，可内心却越来越难受，我们仗打赢了敲诈勒索百姓谓之犒军，打输了纵兵抢劫老百姓，说是补偿。
官字两个口，兵字两只手，受苦的都是百姓，1921年愈发清醒的我离开了湘军，成为了火车站的一名办事员，一边在粤汉铁路湘局作办事员，一边进入补习学校和业余中学继续学习。并在长沙参加“青年救国会”等群众团体，积极从事反帝爱国活动。
也是在这里亲眼见证了“27惨案”的发生。
这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中华想要复兴，必须要反抗帝国列强和铲除封建军阀，生逢其时肩担责任，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绝无后退。
我决定继续从军进行革命，“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危亡。”黄埔军校的建校宗旨吸引了我。
于是带着这个梦想，我进入了黄埔军校，看到“升官发财前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门面，我便决定将我的余生奉献给革命事业。
一期学员里数我性格最为乐观，又乐于助人，很快便成为学生中的带头大哥，我也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
.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每个男儿都满腔热血立志救国，我也畅想着未来我们一起南征北战建功立业，后来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东征北战，我们在浴血奋战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也在东征中成了校长的救命恩人，并从此受到了他的重用。
那是1925年10月，革命军在广东第二次东征讨伐叛变的军阀陈炯明。
我当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当连长，带着连队警卫。第三师与陈炯明主力林虎部遭遇，在华阳打上了，一打即败。蒋总急了，就跑到前线去督战，也不顶用，全师溃散。
校长对我说要杀身成仁。我劝他不要自杀，这个部队的军官不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不是你的学生。
我们撤退到安全地点，再收拢部队，还可以再打。蒋总听了我的话，借坎下台阶，不自杀了。
但吓得直打哆嗦，连路都不能走了。我看敌人已离得很近，情况太紧急了，就背着他跑，跑到一条河边，把蒋总送上一条船，我就组织部队顶住追击的敌人，掩护他过河，然后领他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就救了他这条命。我的脚在打惠州时负了伤，在背蒋介石那阵还没有好哩。
所有的人都很羡慕我，抱住了这个“未来中国之星”的大腿，可我却逐渐发现他跟其他军阀也是一丘之貉，在他那里我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希望，于是我便决定离他而去，并与他决裂。
到了上海中共中央从事特科工作，后来不幸被捕，而后又从容出逃，中间邓文仪，宋希濂，曾扩庆纷纷从前线赶到南京，他们表面劝降，实则组织同学聚会，然后听闻国母亲自出面力保，我也有感同学之情，国母之意，却也痛于国家之内斗，黄埔同学之相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宛平城的一声炮响，日寇开始了全面侵华。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这一刻，华夏民族摒弃前嫌，一致对外，发表庐山抗战声明，自此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我也能够与黄埔同学再次并肩作战，被改组为第十八集团军，我领命率领精锐之师北上抗战，我也发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在战场上连挫日军，得到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的盛赞，说我们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面对这样的赞誉，我内心却充满了苦闷。
用中国军人的血肉和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换来的赞誉，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讽刺。
反而鬼子说三八六旅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让我感觉到了恭维他们越是这样说，我越觉得我的抗争是有意义的，越是觉得他们已经穷途。
随着我们在敌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率领的旅被誉为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后来鬼子日渐萎靡，而我们愈发强大，敌我优劣态势逐渐缩小。
为了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灭绝人性的他们开始在根据地推行所谓的“囚笼政策”。
他们在所途经之处杀戮目所能及的人，烧光所有能作为部队补给的物资，用极其暴力和血腥的手段将整个根据地变成了修罗场，创造了整个华夏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他们意图通过压缩我们的生存空间迫使我们放弃抵抗，但他们显然忽略了一点，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在外族的压迫下屈服过。
我心中始终存在一个信念：“一个民族的忍耐力，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二十年，看谁更有忍耐力，中国还是中国没有人灭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