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用杜聿明的视角打开抗战时期的历史，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杜聿明宁愿自降军衔也要离开他的陕西老乡关麟征，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会在派系林立的国军中被称为一个纯粹的军人。
我是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
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我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十二岁时，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
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祖父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辅相继去世后，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我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我十六岁时，其父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我便随父到当时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
校长杜斌丞是我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横秋等。同班有后来的谢子长、霍世杰和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刘蕴华（柳青）等。
1923年，我在榆林中学毕业。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我与榆林同乡阎揆要、马师恭等人先后来到BJ。
我原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在京停留期间，他目睹北洋军阀贻误政事、膺窃国柄的黑暗。
[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虽然我在将星如云的黄埔一期毕业，但却在毕业后始终郁郁不得志，原因就是此时的国军中分了太多的派系，比如陈诚的土木系，何应钦系，又比如异军突起的胡宗南系，这些位高权重的人往往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任用自己的亲信。
本来何应钦是认识我的，他也应该了解我的才华，可因为我不太懂得依附权势，他便觉得我不堪大用。
而与我一同进入黄埔军校的关麟征在投靠他后却混得风生水起，很快便在中央军二十五师中担任了师长职务，而我却只能担任他的下属。
虽然我也很羡慕他快速晋升后指挥千军万马，可让我卑躬屈膝，拉帮结派，我做不到只能严于律己，并严格要求下属，却在二十五师处处受到关麟征和张耀明的排挤，甚至私下叮嘱我手下的团长和营长不要听我的。
后来我随着他一起参加了长城抗战，在古北口关麟征负伤后，我代替他指挥了二十五师的战斗，可在战后他却连军功都没有给我报，而表现比我差的心腹张耀明却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真是气死我了。
早在此前他就在部队管理方面处处为难我，我一忍再忍，要知道他之所以能够上黄埔军校，还是我找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争取来的，毕竟同属陕西老乡。
心灰意冷下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离开二十五师，前往南京寻找老长官徐庭瑶诉苦，恰好此时徐庭瑶正在组建装甲兵学校，我就去了他当新组建的战车团团长，虽然军衔下降了，但至少不用面对处处排挤我的关麟征，我相信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没了关麟征的羁绊我也将战车团整训的井井有条。
我严格训练士兵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淞沪会战我率装甲团在上海惠山码头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中国装甲兵初见成效，长沙保卫战文夕大火后放火队员俗火烧湘潭城。
我怒斥这种草菅人命的荒唐做法，军人守土抗战为的是保家卫国，家都没了还打什么仗，我张贴布告严禁放火焚烧湘潭县城，并派人强行控制看管放火队员，老百姓都对我赞不绝口。
而我的军旅生涯也是步步高升，我的装甲团扩编为第二百师后担任师长，二百师扩编为第十一军，我升任副军长，不久番号改为第五军，我担任军长。
虽然说此时的关麟征已经是军团长了，但第五军作为国军新成立的第一个机械化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是兵清将足，特别是此时我的老朋友郑洞国，放弃九十八军军长职务，自降军籍到我的部队担任步兵师师长，让我感动，我也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后来日本北海登陆闪击钦州湾并一路北上桂南会战爆发，中国守军一蹰即潰。
就在这时，日本大本营开始扬言：这将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1939年 12月，我率领第五军奉命开往广西南宁附近集结待命，准备参加昆仑关攻坚战。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关乎个人荣誉，更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
我深知此次出征责任重大，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打出名堂来，绝对不能给我的伯乐——徐廷尧丢脸，同时也要狠狠打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的脸。最重要的是，我要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大战前夕，我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战场上的各种挑战。作为中国军队的王牌部队，我们注定成为这场战役的主力军。然而，我所带领的部队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属于机械化部队，在山地作战时处于劣势。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采用一种独特的战术——“塞式攻击法”。这种战术可以逐步缩小包围圈，让敌人无处可逃。
随后，我迅速做出部署：由戴安澜、郑洞国率领的部队从正面主攻昆仑关；邱清泉则率领右翼迂回部队，绕过昆仑关，阻击南宁方向赶来的日本援兵；彭壁生率领两个补充团组成左翼迂回支队，负责堵住昆仑关守敌的退路，并阻击从北方赶来支援的日军。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便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关门部署完成，接下来便是打狗。成千的士兵们端着刺刀，在战车的引导和掩护下，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日军的阵地。刹那间，双方绞杀在一起，逐尺逐寸地争夺着每一处阵地。
然而，就在这时，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部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们竟然主动撤出了战斗！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的愤怒瞬间涌上心头，但邱清泉却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他有意为之，他要把敌人故意放进来。
邱清泉素有“疯子”之称，对于这样一个疯狂而又难以捉摸的对手，常规手段显然无法奏效。于是，我决定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策略：一方面组织兵力对闯入的鬼子发动围攻；另一方面，我直接告诉他，如果拿不下昆仑关，就会将他移交军事法庭，严惩不贷。这样做不仅可以警告他作为一名军人，在战场上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更能刺激到他那疯狂的本性，让他上阵杀敌。
此后的战事更加激烈，敌人的进攻越来越凶猛，但我们拿下昆仑关的决心毫不动摇，不把他们消灭誓不罢休！而鬼子为了救援昆仑关敌寇，也是倾尽全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和飞机轰炸。
在一次战斗中，戴安澜师长带头冲锋陷阵，不幸身负重伤。他的英勇行为让我们深感敬佩，同时也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残酷性。与此同时，郑洞国指挥的第三团九个步兵连中有七个连长伤亡，看着这些曾经一起训练、满怀壮志豪情的战友们倒在血泊之中，我的心如刀绞一般疼痛。
然而，第五军将士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将昆仑关日本守军逼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境。此时，整个昆仑关已没有了大规模的枪战炮战，取而代之的是三五成群的日军发起的零星肉搏战。
这些日本鬼子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但他们仍然不肯轻易放弃抵抗，困兽犹斗。他们的斗志之顽强实在令人惊奇，然而中国军人同样毫不示弱。五军将士们前赴后继地发起猛烈攻击，即使手中的枪械无法施展，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拿起棍棒大刀与鬼子展开生死搏斗。
在击毙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之后，接替他的代理旅团长坂田元一也被我们逼到了绝境，最终选择了自杀。至此，中国军队成功地收复了昆仑关。作为中国的军人，我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在昆仑关上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战争结束后，我计划在昆仑关建造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并将每一位阵亡将士的名字都铭刻其上。同时，我希望当我们记录这次胜利的时候，不要过分渲染，而是要重点宣传和强调第五军是人民的武装力量，这次胜利不仅仅是军队的胜利，更是全体人民的胜利。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这场战斗背后的艰辛与牺牲，以及人民的力量对于国家命运的重要性。同时，这也有助于增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他们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