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的重庆，展现在漂泊回归游子面前的，还是那般熟悉、那般陈旧。阔别将近五年了，重庆的景象依旧，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然而细细打量和品味，重庆又是那般的生机勃勃，那般似曾相识的亲切，处处都有回家的感觉。
经历了两年的知青生活和三年的军旅岁月，辗转数省，随部队出国执行任务，见识过了外面的世界。如今退伍归来，我这个性情宽厚、性格耿直的重庆人，骨子里又多了一份知青吃苦耐劳的阴柔秉性和军人坚忍不拔的阳刚气质，对人和对事也有了更多新的看法。我要在这片萦绕着我太多美好回忆的城市和编织过无数童年梦想的热土上，为我追求的目标继续奋斗。
回到家乡后，我放下行李，先咨询了CQ市JLP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工作人员。然后，我按要求到位于上清寺的中共CQ市委组织部接转了党组织关系，又马不停蹄地到JLP区政府机关的相关部门办理各种手续。
重庆是有名的山水之城，包括我居住的九龙坡在内，整个城市都镶嵌在山水之间。那时的JLP区的政府行政机关，在与JLP区的商业中心扬家坪一江之隔的长江南岸的李家沱。
每次去区里办手续，先要到我住家的杨家坪鹤兴路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乘坐23路公交车到九渡口。由于石油短缺的缘故，当时郊区运行的公交车车顶上，都背着一个很大的厚橡胶包，里面装着天然气，开动时在铁架内不停晃动。公交车到了九渡口，要从公交车站下一个长长的斜坡，来到长江边的轮渡码头，乘坐过江轮渡到长江对面的李家沱码头。下船后再沿渡口的缓坡爬上去到河边老街，经过“九龙雕塑”，才能到李家沱大街上的JLP区区政府大院。
在这样的重庆行走，爬坡上坎很不方便。好在手续也不多，区政府那边只跑了三次。其中有一次遭到大雾，轮渡停航，我在九渡口江边等了3个小时才过了长江。
重庆也是有名的雾都。因两江环绕，水汽来源充沛，空气潮湿，相对温度大。加上重庆工厂密集，众多工厂向天空排放的工业烟尘，加重了空气污染，每年的冬季经常起雾。
那天我8点多钟乘坐公交车来到九渡口码头，只见天色迷蒙，雾气缭绕，九渡口码头被一片无边无际的蒙蒙雾海笼罩着。那一团团浓密的水雾，在长江江面上卷卷扬扬，起伏飘荡，似怒涛汹涌，似狂澜翻卷，把周遭的景物置于氤氲之中，别说隔江对岸的李家沱渡口迷迷茫茫，就连九渡口坡上那些近在咫尺凝然突兀的褪了色的水泥建筑物，也在无定的浓雾笼罩下时隐时现、若有若无。
我与等待过河的众多乘客，在码头上耐心等待。将近12点钟，雾霭渐散，阳光初霁，我随乘客们拥上恢复开航的轮渡，过河后，区政府已经下班。我只好在街上找了一家面馆吃了一碗杂酱面，等到下午上班时间才到区安置办办完了事。
1980年12月18日，我手持区安置办开具的证明材料，到杨家坪街道办事处报了到，算是办完了所有手续，安心等待政府分配工作。脱下了军装的我，来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迎来了再一次重要的职业转型，它将决定我今后的职业生涯。
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在1981年元旦前夕的一天上午，带上退伍时领取的70多元退伍费（当时的规定，军队干部转业是按军龄和级别计算转业费，而士兵退伍是按军龄计算退伍费），和在部队节余的津贴一共100余元，特地进了一趟城，来到重庆解放碑。
解放碑位于渝中半岛中央山脊大十字闹市中心的重庆最繁华的商业地带，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八棱高塔，由碑座和碑身组成。碑高共35米、直径6米，顶部为半球形，四面安装有大型标准壁钟。解放碑原为国民政府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念碑。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又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了改建，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字，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上世纪80年代初，解放碑周围的建筑大都为三层、四层的楼房，个别最高的也只不超过十层，所以，解放碑显得鹤立鸡群。它是重庆的中心，也是重庆人引以为豪的城市地标。
上午的解放碑，各大商场人流涌动，非常热闹，几条街道两边的电杆上电线横七竖八，其中的一段街道两旁，地摊摆得密密麻麻，路面略显脏乱，地摊交易活跃了经济，但也造成市容环境不佳。
我先来到解放碑旁边的重庆三八百货商店，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里显然还谈不上富丽堂皇，但已是当时重庆规模最大、商品最丰富的百货零售店，是重庆人的购物天堂。
我用当兵三年的所有退伍费80余元买了一件质量上乘，式样典雅的纯毛料藏青色中山装。中山装被称为国服，做工相当讲究，穿着高雅稳重，是那个年代广泛流行的男式高档礼服。平时一般穿大众服装，只有过年过节或重要社交场合才穿中山装。
礼服当然要搭配一双得当的鞋子。我与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小时候夏天穿塑料凉鞋，春秋季节穿布鞋，冬天穿棉鞋，下雨天穿橡胶雨靴。高中起，后来下乡当知青，则夏天穿泡沫凉鞋，其它季节穿解放鞋。再后来当兵，更是以部队发的解放鞋为主。如今买了毕挺的高档礼服，总不能再穿解放鞋了吧。所以，我又花10余元买了一双双接头牛皮皮鞋。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高档货。
出了三八商店，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我来到中华路的“吴抄手”餐厅，吃了一盘怪味鸡，一碗抄手。这里留有我许多儿时的回忆，小时候父母带我们进城时，多次光顾这家小店吃，味道还是那个从小就吃的正宗重庆味道，回味又是那样的甜蜜。
吃完午饭，我逛了三八商店旁边的重庆新华书店。这是重庆最大的新华书店，购书的、翻书的不比商店的顾客逊色。多年以来，我每次到解放碑，必到这家书店逛一逛。在这里，我买了两本书，那时的书很便宜，两本只花了几角钱。
逛完新华书店，我随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邮电局隔壁的冠生园，为父母买了两包糖果、饼干，然后又到较场口的红宫理发店理了发。下午5点多钟，当我乘公交车回扬家坪的时候，我口袋里的钱，也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就所剩无几了。
大多数当知青的同学都在70年代末知青大返城浪潮中回城参加了工作。有分配到厂矿企业的，有考进政府机关的，有顶替进父母单位的，也有进大集体工作的，大家以后的道路相去甚远。我退伍时正值年末岁尾，一直到春节前，同学老师、街坊邻居等等朋友经常有人作东请客聚会，其中也有少数同学带着对象来参加。春节期间，我还接到喜帖，用新买的毛料中山装换下了棉布军服，用牛皮鞋换下了解放鞋，很庄重地参加了一次同学的婚礼。
3月8日，高中同学举行了一次聚会。
重庆人最常见的聚会形式，除了茶馆喝茶（当时还不时兴搓麻将），当然首推火锅筵席。地点选在九龙坡繁华的西郊路一家临街的老火锅店，店堂装修比较简陋，但火锅味道正宗。组织聚会的几个女同学早早订了四张圆桌，每张油乎乎的桌子中间，有一锅暗红的红油汤底，上面浮着密密匝匝的干辣椒、花椒和八角等香料，一大坨白色的牛油在蒸气的袅袅升腾中慢慢融化，空气中溢满了诱人的麻辣鲜香。灰色平坦的土碗盛着牛毛肚、牛肝；猪腰片、猪黄喉；鸭肠、鸭血；带鱼、尤鱼；黄鳝、鱼鳅以及午餐肉、腊肉等等常见的荤菜，围着锅边码了一圈。海带、干笋、木耳、白菜、豆皮、豆芽等等素菜挨着荤菜又码了一圈，菜品新鲜，分量旺实。桌子旁边堆放着一箱箱的“山城啤酒”。
那天来的同学比较齐。先到的同学，自己动手打碟：按自己的口味往油碟里添加芝麻、花生碎、味精以及蒜泥、香醋、葱花等等，大家随意组合坐在桌边，边吃煮花生、喝老荫茶，边漫无边际的摆龙门阵，等候后到的同学。
当年的少男少女，大部分都有下乡当知青的经历。我们这届学生，最大的幸运是下乡不久就遇到政策转变而回了城，时间和经历让我们不知不觉变成了不一样的人，总觉得少了一些思想的默契，隐隐约约有了某种隔阂。如今重聚，境况已然不可同日而语，便一个个自我介绍重新认识。
同学中以普通劳动者为主，如工厂工人等做体力劳动的蓝领，或商店店员从事服务行业之类；在精英层面工作的白领凤毛麟角——印象中只有两个公务员（听介绍似乎有一个已是副科长级别），和一个国有银行分行储蓄所当柜员的职员。还有几个没有找到工作，有的干脆“干个体”，有的做小买卖谋生。
分别几年，共话当年情，怀旧成了自然的话题：老友近况，世事变迁，还有读书时可笑的冲动、荒废的学业、下乡、返城。几年弹指一挥间，同学，可曾记否我们刻在课桌上的那首诗句：“……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可曾记否毕业典礼上我们唱的那支歌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班主任老师来了，同学也到齐了。火锅店的服务员将“九宫格”撑起放入锅中，大家围在一起，男同学一人一瓶山城啤酒，女同学则喝重庆本地品牌的天府可乐，大家伸起筷子烫毛肚和鸭肠，煮带鱼和香菜丸子，聚会在欢快热闹中开席。
坐在我身边的同学，通过父辈的关系办的“病残”，没有下乡。少年时的他，性格固执，是个“咬卵犟”，在学校时经常和我们“搬嘴劲”（辩论），彼此交情很深。他告诉我，在商店站柜台，没得意思得。“还不如你们在外闯一闯，工作还要好些。”
我说在外吃的苦遭的罪，“一言难尽”。
有个女同学端起酒杯敬酒，神情清淡而又雅致。她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可她看似走运的背后又隐匿着多少艰辛呢？“我像高考的学生一样，复习的时候三个多月没有出过门，才考取这个工作。”她平静地说。
旁边的一个女同学扶了扶眼镜，诉苦道：“是呀，好一点的工作都要考。像我们这种考不起的，只有进‘大集体’下苦力。”
另一个在建筑公司当施工员的男同学一口干了杯中的酒，苦笑着说：“几年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也解决过施工中的一些技术难题。但因没文凭，只能‘以工代干’。”
男同学近乎牢骚的独白，引起了四周一片唏嘘。
“不谈这些，不谈这些。”有个干个体的同学插嘴说：“吃了饭我请大家去跳舞，跳舞。”
同学们纷纷响应，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来到歌舞厅。
肯尼基的萨克斯金曲“回家”似水浪在四壁荡漾，歌舞厅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踏着节拍缓缓滑进舞池，伴着柔曼的乐曲和忧郁的歌声飘然起舞。舞步是飘忽不定的，似微风吹拂的枯草。眼前晃动的、旋转的人影在变幻莫测的彩灯映衬下，显得恬静而又平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从前。
不过，那只是一种短暂的回归。待一曲终了，返回原来的坐位，坐在身旁的一个女同学谈兴仍浓，记忆中学生时的她含蓄腼腆、沉默寡言，怎么如今变得来叽叽喳喳如此健谈？一打听，原来她回城后没有找到工作，父母凑了点钱给她开了家小商店，成了生意人。“我不在乎铁饭碗，我感谢社会给了我一个机会。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凭着我的吃苦耐劳，我现在的收人比上斑的人多得多。”这番话使我感慨不已。
职业，工作，家庭，散散淡淡，平平凡凡，一如我们的人生。
“书生”，身材匀称修长的当年“同桌”在对面的椅子上冲我说：“你们当兵的，由国家负责安排工作，好安逸呀。”周围团转的眼睛顿时齐刷刷的看过来，有人啧啧连声，羡慕不已。
当我们步出歌舞厅时，整个城市已经溶入一片绚丽的灯海。同学们平静地互道珍重，象一条条鱼儿，游向“海”的深处。
当经济而非政治主导了社会的发展，必将深刻改变人与劳动的关系和择业观念。那段时间，我又成了一个待业青年，自从听同学们说现在各行各业招工普遍要考试后，我未雨绸缪，寻思自己也该进行必要的配合。于是趁相对空闲的这段时间，看了一些书，大致复习了一下中学的功课。
职业对每个人来说，不仅仅只是找一份工作那么简单，而是举足轻重的人生大事。有道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在计划经济年代，一旦入了行，也就基本决定了今后的人生道路。对我来说，分配工作又成为一次满怀期望的等待。
退伍军人的职业自己无法主宰，要由政府负责安置。按政策来说，我应该分配到父母工作的商业系统。但我志大才疏，心里老大不情愿，觉得做服务工作这个行当的社会地位不高，工资偏低，与产业工人相比，职业发展的前景也不理想。当然，政策也没有限制退伍军人分配到父母工作单位之外的其它行业工作，一切由区安置办定夺。
随着愿望的递增和观念的变化，此时的我与5年前那个高中生相比，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很多事情看开了一些。我已经领悟拿得起放得下的道理，知道斤斤计较无济于事，懂得追求淡然处之的潇洒：反正政府将提供给我固定的工作，有了“铁饭碗”我该满足了，至于干什么工作，我尽量抱无所谓的超然态度。
不过话虽如此，要说心里一点忐忑都没有，也不是事实。我表面上看似平静，父母却为我的工作分配操碎了心，在渝亲戚和父母的世交故友纷纷出手相助，关心帮忙。看着亲朋好友等长辈为我忙碌，我又有那么一点点洒脱不起来。内心来说，心满意足中又有了一丝患得患失的淡淡烦恼，平时免不了有点丢三落四，心神不宁。我也从中窥见自己，修炼还远远不到家哟。
1981年1月24日，春节前夕，杨家坪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找到我，询问愿不意愿意到街道城管公办室去临时帮忙，每月有二十块钱的津贴。在等待分配的时间里，能够为社会服务，还有钱赚，何乐不为呢？我二话没说，同意到街道打零工。
同去的还有三个等待分配的退伍军人。街道办事处的老主任，戴一副老花镜，简单的介绍了工作程序，提了基本要求，我们四个人当天就上岗了。
闲来无事的几个退伍兵，每天戴着红袖章，跟随街道城管科的工作人员，到杨家坪的大街小巷上去巡逻执勤。主要工作是维护秩序和市容市貌，打击投机倒把，对违反城管条例，不到指定地点做生意的游摊，和乱摆摊设点贩卖农产品的农民进行规劝、教育、驱赶和罚款（罚金由街道城管科的人收）。
春节期间的扬家坪大街上张灯结彩，火树银花；不时锣鼓喧天，鞭炮齐呜；大人小孩兴高采烈，其乐融融。在扬家坪中心转盘旁边的建设电影院广场，每天都是人来人往，各种民俗表演交替上演，非常热闹。有些小商小贩为了在人多的地方销售土特产、小商品、录相带或者狗皮膏药，跑出了农贸市场和指定集市，在人群密集的广场上和人行道上占道摆摊、沿街吆喝叫卖，使本来就拥挤的人行道更加拥挤，给公共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脏乱。
当然，小商小贩只是想多卖出一点商品，增加一点收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临时帮忙人员，没有执法权，一般以规劝为主。那时的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还比较淳朴，也听招呼，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则由城管科的工作人员进行罚款处理。
春节前夕，基层政府部门还组织了一次整治行动，街道办事处全体出动，扬家坪派出所的警察也参加了。经过大力整顿，市容市貌大为好转，维护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我与街道城管办的各位老师相处得比较愉快，还参加了街道组织的到南温泉春游活动。我们四个退伍兵共在城管办帮忙3个多月，共收入80余元（含几次整治行动中晚上上街执勤的加班津贴），至4月30日结束。
5月3日，运气又一次降临到我的身上。那一天，JLP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将工作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的手上。真是天遂人愿，令我惊喜不已：是大名鼎鼎的中央在渝军工企业“国营建设机床厂”（简称建设厂）的录用通知书。我如愿以偿的找到了理想的职业，很荣幸地成为了产业工人队伍里为国铸剑的军工人，完成了从献身国防的中国军人到投身国防工业的中国军工人的转型。为了心中“军工图强”的那份情怀，我将军人骨子里面的激情与执着，在随后的数十年，默默奉献给了我所服务的从事轻武器研制和生产的军工企业。
我手持通知书奔走相告，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纷纷祝贺，父母也为我感到高兴。中央在渝军工企业，拥有比其它市属或区属工厂更先进的设备和优越的工作环境，可以接受更专业的培训和学习最新的技术，可以与一流的同事共事，从业人员待遇好福利好、工资高地位高。比如与我同期从部队退伍的同学，一起参加工作，同样拿一级工资，但分在其它行当（包括政府机关）工作的每月工资，要比我少几元钱（相当于矮半级工资）。在计划经济年代，颇显神秘的军工厂人人羡慕，军工人普遍受到尊重，也意味着我步入了体面的生活环境。
很少有人能够单靠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的。为我的工作安排操心劳神的亲戚朋友不少，特别是平时与我父母交好的在JLP区政府部门工作的街坊邻居刘伯伯，是解放重庆的刘邓大军麾下第二野战军的南下干部。他笃定地表示，一定要为上过战场的九龙坡籍退伍军人安排一个满意的工作出把力。革命前辈以他的善良和对晚辈的关心、爱护和扶持，成了我的贵人。父母专门在当时扬家坪最高档的西郊饭店设宴答谢，与真诚地帮助了我们的亲朋好友共享这份喜悦。
我遵循父母“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教诲，发自内心要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以表达我的尊重与感恩。当然我并不拒绝平庸，但也不放弃奋斗，正值干事的年纪，我不能松懈，我要更加优秀。我想：假如今后经过努力能走上仕途，在职场有了份量，一定要尽其所能帮助需要我帮助和我想帮助的人，从而不辜负革命前辈的殷切希望！